668.第668章 改革的深水区
李栋又看了一眼秦无涯，说道：“一个大男人，跟一个小女子争论不休，来跟我说说，你有什么看法。”
对于李栋，秦无涯很难摆脱心中的敬畏。
酝酿了许久才说道：“卑职认为，自古政策的推行，需要从权利的核心，逐级往下传递的，否则便会令政权不稳定，如今西北已经今非昔比，所以我们做出选择更加需要慎重，我认为人在处理问题中，受到利益和感情等多方面的影响太多了，所以如果想要整顿吏治，需要从法开始。卑职曾经研读过《韩非子》，其中有人性本恶的想法虽然有失偏颇，但是如果将人性认定为邪恶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防范，从而将损失降到最低，而以法治作为政治的核心，也可以加强君王对于朝廷，朝廷对于天下的控制力，也可以保证新政的实施，其实王爷这些年的新政已经实施的非常有效的，而缺少的便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。”
“每一个王朝在刚刚兴起的时候，都会修建属于自己的法律，如今检察院的督查刚刚被整治过，新晋升上来的官员都是品行和能力非常不错的官员。王爷应该讲督查制度化，法制化，这样便可以给权利形成一道锁链，让权利不至于出轨，也方便王爷控制。”
听完秦无涯的话，李栋不由得点点头，心想果然是李岩看中的人，在国家的治理上，果然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，虽然超前一些，但是不失是好的想法。如今国家动乱不看，人员繁杂，如果想要改革成功，让新生的政权不被腐蚀掉，必须做到权利自上而下稳定，权责统一，如果不加强西北对地方的掌控，那么自己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全都成为了废纸。
毕竟指望jūn_duì 控制地方，那是纯粹的军阀统治，只有权利能够统一成有机的整体，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成功。
所以这次动乱之后，加强王府对地方的控制，集中权利是必须马上进行的。
其实说到底，集权有集权的好处，分权有分权的好处，选择分权还是集权，要看他们能够跟这个时代匹配。
在这个封建社会顶峰，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开始的时代，如果盲目的搞民主或者分权，只会让自己白白的去死。
事实证明，超前太多的东西，会让当政者死无全尸。
当然，所谓的集中全力，也不是君主负责所有的事务，如果真的让皇帝处理所有的事务，遇到盛名的君王或许还好一点，遇到战斗力低下的君王，绝对会重蹈明朝的故事。
秦无涯的建议实际上加强中央的行政能力，同时让检查体系加强对权利的见惯，这样中央与大明的内阁有了一定的区别。
那就是内阁不是最大的，官员们受到监察组织的管控更加强了一些，这样君王的权利稳固了，而官僚队伍的办公效率也会明显提高。
最重要的是，秦无涯的论点，是符合时代的趋势的，尽管这样做会让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。但是西北从战乱中走出来，很多东西还没有成为定式，还是很脆弱的，李栋现在做相当于建立基础，遇到的麻烦会小一些。
如此一来，中央的权利加强了，检查力量加强了，那么自己的君主的位置就更加稳固了。
王焕仁、李岩在出发之前，都曾经跟李栋谈起过这些事情，如今让这个搞经济的秦无涯再次跟李栋提起这件事情，让李栋好生赞赏。
当然，从古至今，搞变革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，从最开始的商鞅到后来的康有为，这都是李栋的前车之鉴。
这份权利不能出现问题，也必须在稳重的人手里。
对官员的考核集中的税赋征收、离任审计上，就保障了考核有据可查、有丈量尺度，而不是由着监察官员一张嘴去说。吏治整顿是本，由它自然就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，比如打击不法豪强、追剿不法豪强欠税等问题，由此延伸开去，两人又边记边写了一阵，这就聊到了最令人头疼的土地集中问题。
秦无涯道：“其实，这所有的改革，都是环环相扣、相辅相承的事情，吏治整顿，影响税赋征收和刑名、廉政方面，土地问题又牵涉到刑名廉政和税赋征收。说起土地被权贵圈占的问题，这又得提起陛下的一份功劳了。
陛下清丈土地是为了新政的实施，而地方为了清出尽可能多的土地以邀功，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，可是现在对那些苦主的土地核查属实重新发还后，其他的土地数目还真是实打实的。
官绅百姓们实有多少合法土地，被地方豪强们藏匿不报或贪占了朝廷多少土地，也都记录在案了，贪占的先不算，仅隐匿不报的土地就有一百四十七万顷，偷税的有八十万顷，对吧？有了这些数据，税赋征收、乃至税赋改革就容易的多了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。”
秦无涯抿嘴一笑道：“大人列述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试行的比较合理的税赋方法，比如如应天府施行的“里甲银”，浙江、广东的“均平银”，福建的“纲银”，还有江南的“十段锦”。这些税赋方法大多改变了传统的实物税赋，改以折银上缴，既方便了朝廷征收、运送和保管，也没有了这些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的损耗和霉变。
不过我觉得这些方法里，还是曾经的张太岳的“一条鞭纳税”以及王爷让各部门讨论的，“摊丁入亩法”最好，
实行此两法，杂泛、均徭、力差、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，将力差归入田赋，一律按田亩核算，既不减额，也不增赋，没地的贫民不用纳税，而豪富之民不能多得，徭役公平，就不会有人再哀叹不均了。”
李栋点头道：“对，而且以银两代实物役、力差役，扩大了货币的流通，削弱了人身依附，商贩和工匠获得了较大自由，这对工商发展至关重要”。
这一条，李栋同西北一些大臣暗中商议，也获得了他们的赞同。
“一条鞭”法，保证了税赋的稳定，不会使富者愈富、穷者愈穷，直至破产造反。
加强了工商发展，有地农民乐于种地，城中富户乐于买地，又不会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，免得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对，使自己的心血前功尽弃。
一条鞭法使官员难以再利用税赋贪污，减轻了贫民负担，增加了朝廷岁入，而且是在权宦豪绅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。这是比较务实的改革策略，要是真的头脑一热，想搞一刀切的还地于民，打土豪分田地，那自已就得先拉起一支队伍上山打游击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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